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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经济发展史:打土豪分田地的轮回

2015-05-18 21:52:52 中国经济文化研究所 阅读

中国近现代经济发展史:打土豪分田地的轮回

王尚一

 

打土豪→分田地→收租收税→收田地→经济崩溃→打土豪…… 在过去几十年,中国近现代经济的发展就是上述过程的一场接一场轮回。

 

从中央苏区到延安根据地,从全国打土豪到大跃进,从大饥荒到文革,从上山下乡到打倒四人帮,从改革开放到价格双轨制,从出口导向到国企大倒闭,从WTO到房地产爆发,从4万亿到新常态,中国在短短几十年间,各种重大事件层出不穷,经济风向不停变换。不过,不论什么样的风向或者事件,实质都是轮回,只是形式不断变化,规模越来越大。

 

在中央苏区,打土豪分田地的基础模式成型。最初,中共到农村地区流窜,对地主实施绑票求赎金,这种行为既遭到地主反对,也不受农民欢迎。随后中共改变策略,从勒索部分财产,到以打土豪为名义全面瓜分地主财产,也就是打土豪,中共把金银和其他贵重物资拿走,把便宜财物和土地分给农民。农民得到土地后,积极支持中共,包括参军入伍和贡献钱粮,中共军队从流寇变成军阀。中共控制当地后,为了维持各种费用加大粮食税收。而农民分了地主的田后,耕种效益比地主管理时期大幅下降,加上税收增加,农民的收入反而变差,反复打土豪多次翻饼后,苏区面临饥荒。农民逃离苏区,壮丁开小差。粮荒作为根本原因推动苏区经济崩溃,迫使中共长征逃亡。

 

长征到了延安,当地的经济同样崩溃,陷入全面饥荒,中共军队和中央机关差点大量饿死。起初,国军围剿中共时,张学良和杨虎城偷偷给中共提供大量食品,才让中共活了下来。西安事变后,在苏联调停下,国民党决定抗日,放中共一马,中共改编为国军。国民党不仅不镇压中共军队,还给中共提供粮食和其他物资,中共获得生存物资以及对当地的统治权。在此有利形势下,中共一方面利用军队开荒,同时严厉控制农民,大家一起种罂粟。军队的种植在中共的完全操控下,罂粟种植、鸦片生产和销售都通过中共系统完成。同时,中共严格监控农民的种植活动,农民收割罂粟果实后,必须全部缴纳给中共,中共按照官价收购。这时候的农民不再具有主动性,不会像在苏区那样积极要求反复分田地。而且,中共对农民严厉监控,农民也不能随便逃走。

 

1948年后,随着中共对全国各地的占领,把打土豪分田地的模式在中国全面推开。初期的模式与苏区一样,对地主批斗和惩罚,为免报复甚至杀光地主全家,中共拿走金银和贵重物资,农民获得土地。广大农民得到土地后,迸发出空前的积极性,推着小车上前线,支持中共军队对国军的战争,国军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共打下来江山后,各地建立军事诸侯体制,物资消耗量大增,对农民的粮食税收快速增加。很多地方农民种粮交税后,粮食剩余难以解决自家温饱。农民纷纷向生活水平较高、粮食有保障的城市流动,加速农村人口减少和城市人口增加。由于种粮的人口减少而吃粮的人口增加,中共遂实施严厉的户口政策,通过户口政策分割农村与城市,禁止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另外,由于土地都在农民手里,农民开始使奸耍滑,瞒报土地产量,不再老实交公粮。中共虽然持续提高粮食税收征购比例,但是征收的粮食无法供养越来越庞大的消耗。

 

随着经济变差,中共以建立人民公社的方式收回土地。为了获得更多粮食,中共推行农民互助社,也就是农民所谓的自助组织,生产数据共享、提高农业产量的小集体。在小集体的基础上,中共再快速推广人民公社,跑步实现共产主义。既然到了共产主义,农民就不再需要私人土地和私人存粮,国家不仅把土地收走,甚至把私人厨房用具都收走。大家收工后,直接到公社设置的食堂吃饭。另外,为了防止私存粮食,公社派人挨家挨户掘地三尺搜查。很快,粮食生产放卫星,亩产千斤,上万斤,最后号称十万斤以上。

 

在农业大跃进的背景下,粮食生产如此之多,根本没必要收割地里的庄稼,1958-1959年,大量成熟的庄稼都烂在地里。而且国家说,既然粮食生产增加如此快,那就多交公粮吧。在此之前,农民从来没想到吹牛竟然也要上税,一直配合当地官员共同创造亩产万斤的神话,现在要据此交公粮,农民无话可说乖乖把大部分粮食上交。通过这种方式,中共从农民手中掠夺到大量粮食保障城市供应。

 

收回土地后,经济再次不可避免的走向崩溃。河南和四川这两个省是产粮大省,也是农业大跃进最火热的地区,中共也重点关注这两个地区,尽量多征粮(其他产粮较少或口粮很差的省份,当地官员没有大量虚报粮食产量,公粮任务相对少一些)。大量交公粮后,农民吃不饱或者压根没饭吃,只有饿死。交公粮越多的地区,国家粮仓越是满库,当地人饿死也越多。有人要问,为什么粮食满库却不开仓放粮,很简单,只有让农民大量饿死,才能有效保证城市供应,尤其是中共利益集团需要山珍海味、酿酒、支持第三世界的朋友,需要保留更多粮食。

 

1959年,农村开始大规模饿死人,中共地方采取类似延安的严厉措施,控制农民出门逃荒讨饭,有的地区将机关枪架在主要路口,扫射试图出门讨饭的农民。农民饿殍遍野,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更没有力气种粮,城市很快开始缺粮。

 

1960年饥荒全面蔓延到各地,包括各个城市,经济全面崩溃。再次陷入饥荒后,安徽一些地区曾经实施过短暂的责任田制度,又重新把土地借给农民,让农民自己耕种,这些地区的农业生产快速恢复。不过,大多数地区土地归公社,农民没有种粮积极性,农业生产效率低下,粮食产量大幅减少,中国民众陷入持续的饥饿状态。

 

农业经济濒临崩溃,开始新一轮的打土豪运动。农业产出急剧减少,农村产出无法满足城市的粮食需求,城市变得非常不稳定,对中共统治形成巨大的威胁。此时,中共内部出现分裂。当初,大跃进是毛发动的,彭德怀曾发表万言书反对大跃进,差点让毛下台;而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官僚集团则支持毛,打倒彭德怀,把大跃进推向更疯狂的境地。现在,经济变差,中共统治不稳,需要人来背黑锅。由于大跃进的主要发动者是毛,多次明争暗斗后,毛在中共官僚系统内被空前孤立。毛走投无路,从发动学生打老师开始展开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控制军队情报系统的周恩来投靠毛,毛周合力砸烂公检法,导致整个中共官僚系统完全瘫痪,让大量官僚靠边站,毛不但保住自己的位置,同时消灭相当一部分与其背离的中共官僚,也就是消灭中共内部的土豪。这些土豪减少后,城市消费受到一定压制。

 

随后,分田地以新的形式出现,以保障基本的粮食生产。农村粮食供应无法满足城市需求,中共也不敢再搞大跃进。当时农业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粮食问题无法解决,还得通过分田地,让更多人种粮。不过,这次中共采取的是另类分田地措施:压缩城市人口,同时增加农村人口,减少城市消耗。1962年,中共连诱骗加强压,要求部分城市人到农村,压缩城市户口,被称为62压,暂时减缓危机。

 

毛在1950年代仿效苏联,号召全国人民多生孩子,提倡做5个孩子以上的英雄母亲。进入1960年代,虽然大跃进饿死数千万人,但是多生孩子导致的人口增长迅速填平这段时间的人口灭损。随着孩子逐渐成长为青少年,粮食需求急剧增加。这帮人从小在毛主席是红太阳是人民的大救星的宣传下成长,是响应毛号召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初期主力。当毛消灭内部的土豪之后,这些青少年既不上学,也没有工作,还消耗大量粮食,变成城市中多余的人口。为了稳定中共统治,毛推行上山下乡给这些年轻人戴上知识青年的高帽子,送到农村去土里刨食。不论62压还是上山下乡,都是把城市中的无土地者,送到农村当有土地者,自己给自己耕作产粮,还能给中共交公粮。

 

社会承受能力达到饱和后,人们逐渐失去土地,经济再次崩溃。随着人口持续增加,尤其是城市人口增加,即使大多数城市青少年被送到农村种地,城市的粮食还是越来越紧张。而且,农村人口也在迅猛增加,加上城市到农村种地的人群,农村的土地也日益紧张,人均土地持续减少。从文革开始到1976年的10年间,对于每个人来说,都在逐渐失去田地。只是失去田地发生缓慢,因此崩溃的速度相对较慢。

 

农村由于居住分散,中共地方政权容易控制。而城市人口急剧增加,而且青少年越来越了解农村生活的痛苦,越来越抗拒上山下乡。早期,中共还能在大力宣传的同时通过取消城市户口、取消粮食分配,让青年在城市没粮吃不得不到农村。到后期,很多青年即使不要户口,也拒绝到农村耕种土地。城市人口膨胀过快,大量失业人口无法解决就业。围绕土地和人口发生的粮食、上山下乡、城市青年就业、社会治安等问题,意味着经济再度面临崩溃,中共对局势失控,找不到办法解决。这也是后来中共所说的,“国家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实质上,经济已经崩溃了,中共统治当时差点完结。

 

改革开放是重新打土豪分田地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的农民普遍家徒四壁,很多女孩子没衣服穿。肥西遇到大旱,面临粮食绝收,当地农民又面临要么出门讨饭要么饿死。黄花大队以抗旱、借地度荒为名,实施土地责任到户,由农民自己使用土地和支配粮食收成。小岗生产队更加激进,在中共最高当局的授意下,村民冒着杀头的危险,签订了大包干的土地承包责任书。(为什么冒着杀头的危险?因为这种承包责任书违反了当时的中共制度,尤其危害到中共地方机构对农民的完全控制权。农民当时走投无路濒临饿死,为了活下来,也签订责任书。)需要说明的是,这个责任书意味着,如果出了问题,中共最高当局可以假装不知道,任由地方把这些人处死。同时,即使重新分田地,农民得到的也不是土地所有权,只是使用权,地方政府可以随时以集体的名义,从农民手里收回土地。

 

黄花大队和小岗生产队都实现粮食大丰收,小岗经验快速推向全国。中共通过分化地方的权力给农民一些空间,实现粮食增产,中国经济出现复苏。地方政权作为被打的土豪,虽然控制权受损,但是粮食税收收入增加,日子也相对更加好过。与苏区抢劫地主相比,改革开放是中共内部对地方政权的温和型分权,让地方政权从对农民的完全控制改变为部分控制,而农民分田地得到的利益更少,同时缴纳更多的粮食和税收,风险更高。

 

中共推动工业替代农业,实施新的租税方式。虽然在承包责任制实施后,农民种粮积极性极大提高,一些地区的农民卖粮成为万元户,成为当时的富人,不过中共体制并没有得到太多好处。大量上山下乡的人回到城市,而人口稠密的农村,土地也非常稀缺,大量农业人口也处于失业状态,造成社会不稳定,直接威胁到中共的统治。中共开始推动工业化,尤其是城市集体企业和农村地区的乡镇企业,以吸纳劳动人口,让他们有事做、有饭吃、不闹事。中共又通过价格改革,实施价格双轨制,形成国营企业压榨集体和乡镇企业、工业再压榨农业的格局。

 

城市为了获得更多利益,两次大规模工业品涨价,加速对农业盘剥,形成新的隐性税收。同时,很多中共权贵的子女利用权力,通过价格双轨制的空挡,把低价批文高价转手,谋取高额利润,被称为官倒。在大规模通胀造成工人和农民——尤其是农民——的实际收入降低后,官倒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1988年大通胀后,学生于次年发起大规模行动,反对官倒和通胀。中共残酷清场,工人和农民则全面沉默,不敢站出来支持。

 

随后,中共开始新一轮收租收税和收田地的行动,农村经济再度崩溃。朱镕基上台后,全面推行血汗工厂政策。1992年,朱推行新一轮大通胀,此时已没有学生再出来说话,工人和农民默默接受。这些损失还只是开始,为国企经济和农村经济崩溃做铺垫。1994年,朱实施人民币大幅贬值以刺激出口。为推行血汗工厂政策,中央和地方共同行动,在沿海地区和大城市郊区,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从农民手中免费或者廉价大量征地,把耕地改成工业区吸引企业进驻。在内地农村,政府实施沉重的农业税和血腥的计划生育政策,没钱交的家庭被牵牛或者扒房子,大量农民为缴纳税金和罚款,背井离乡到沿海地区打工,成为实际上的失地人口。

 

随着青壮年大量持续离开,内地农村经济实质崩溃,之所以还得以维持,主要靠出门打工的青壮年往家寄钱。血汗工厂经济加速增长,农村劳动力日益被抽空,大量农村人越来越少而全面萧条,很多村庄被废弃。在农村,由于大量化肥、农药、塑料薄膜和进口种子的使用,粮食单产持续提高,满足国内粮食需求。然而,农村土地日益被占、粮食经济逐步瓦解,中国开始大量进口粮食,补充国内的供应不足,这加速了中国农业经济的崩溃。

 

在大中城市,中共以房地产立国进行另类打土豪分田地。在城市,一开始大部分土地都由各地方国营单位拥有,国营单位自建房,给单位职工福利、半福利分房。朱镕基的国企改革,一方面强化央企的垄断地位,让央企从全国经济吸血;另一方面推动地方国企倒闭,完全打散。另外,朱镕基确立房地产立国的经济模式,禁止福利分房,推行所谓的住房市场化。但实际上,主要的央企和地方政府一直都在给骨干员工福利分房,打掉的主要是地方国企、外企和私企的福利。地方政府掌控房地产开发的权力,推动房价持续上涨。

 

房地产推行的过程中,实施的是先卖田地,再打土豪的模式。宣传机器对民众强调,有恒产者有恒心、中产白领应该有自己的住房,以推动民众买房。当然,中国房地产中的所谓恒产和住房,土地权都在中共手中,模式和把土地承包给农民一样,中共随时可以拆迁再收回。

 

以卖房子形式的分田地,比农村分田地的方式,在土地上更加集约化。在农村,100亩地可以看作小地主,一般小农家庭也得5-10亩以上种粮食才有富余。农村打土豪分田地,一个小地主才能满足10-20户的小农。而在城市——尤其是一线城市,100亩地绝对是大土豪,按照3倍的较低容积率,能盖出20万平米的房子,卖出建筑面积平均为100平米的房子2000套,住进2000户小农;按照5倍容积率,则是33万平米,3333套房子,满足3333户小农。假如每套房子为100万元人民币,地方政府从中抽取70%的税,也就是从每套房子上获得70万人民币的收益,总共获得23.3亿元的收成。按照11斤的玉米或小麦价格,合23.3亿斤的粮食税收,小农在100亩地上种粮,种100辈子也交不了这么多公粮。

 

所以,地方政府指使房地产商低价征地,对于不同意低价卖地的,房地产商带领团伙,对农民暴力征地,对城市住户实施拆迁,都是新时代的打土豪模式。在另一方面,意欲购房者希望尽快拆迁建好以便自己尽快入住,对农民或者被拆迁户要价高、拖延开发的行为深恶痛绝,认为他们过于贪婪,活该被暴力。买房者花高价分田地,支持政府打土豪的行为,似乎只有中国才有,堪称人间一朵奇葩。

 

城市打土豪的问题在于,土豪随时有,而拥有田地的小农越来越稀少。从政府的角度考量,100亩地打土豪能让3300户小农得到田地,按照13口人计算,就是1万人。100万亩土地就能放下1亿人,1000万亩放下10亿人。征地1500万亩,对于政府来说易如反掌,可以放下全中国的人口。而且,打土豪征地成本极低,卖房子的利润极高,政府有充足的动力打土豪。

 

21世纪初到2014年,中国城市征地日益增多,城市规模也越来越大,背后是各地政府的利益计算。同时,很多小农在买了自住房后,看到房价还在上涨,房租还在上涨,于是买第二套、三套房,以实现所谓的财富增长。

 

房价持续上涨,房子供应量日益增大,有能力买房的小农越来越少,而地方政府还认为有更多小农要买房,房地产商也持同样的观点。这导致,尽管房子卖不出,房地产商还在四处借钱买地盖房。

 

随着房地产商日益悲观,地方政府开始对房地产商打土豪,以威逼利诱的方式迫使房地产商花钱买地。地方政府拿到买地款后,暴力拆迁和修地铁公路等设施,以吸引更多的小农。不过,随着小农买房力量的枯竭,大量房子空置。房地产商在失去收入来源后,陷入实际破产,没钱继续买地,地方财政收入快速枯竭。在没人买地的地区,打土豪的暴力拆迁陆续停止。

 

绝大部分企业实质上是土地的道具。从土地的角度可以看出,不论国企、外企还是民营私企,不论出口还是内销,都是政府打土豪分田地的道具或者工具。地方政府积极招商引资,把工业区大片的土地分给低附加值的加工业外企,以外企为道具,吸引大量人口到外企工作,而政府在外企周围开发房产,展开打土豪分田地的模式。如果没有外企,盖房子分田地的目的实现不了,也无法顺便打土豪。例如,河南省政府吸引富士康的生产线付出巨大代价,富士康在河南开工后,政府在富士康周围开发大量房产,填补当初的亏损。

 

同时,所谓的内销企业,主要都是支持新式打土豪分田地的企业。根据朱镕基确立的经济模式,中国经济主要依靠两个支柱产业的发展,房地产和汽车,这两个产业带动最多的附属产业。其中,房地产带动钢铁水泥煤炭建材工程机械等上游产业,装修装饰材料家具家电等配套附属产业。实际上,汽车也是房地产的附属产业,依靠房地产发展而生存发展。归根结底的发展目标是房地产,铁公基也是为房地产服务。出口企业拉动小农就业,带动打土豪分田地的新模式;内需企业生产各种产品,支持新模式。

 

当企业与新模式相悖时,被中国经济淘汰。新模式有个关键点,分田地时,提前对小农收取70年的租金(按照居住房的使用年限标准)。而且,随着时间推移,地方政府持续推高房价以获得更高租金,这样就需要对小农进行淘汰。房价是1500-3000元时,月收入3000元的小农能买得起房子,房价为15000时,若没有外部经济支持,月收入5000的小农再努力也付不起100平米房屋的20%首付。地方政府为了支持10000以上的高房价,就淘汰员工月薪3000以下的企业,吸引5000以上的企业,腾笼换鸟。

 

东莞腾笼换鸟时,无数低收入企业被赶走,同时高收入企业没有来。很多企业和员工批判腾笼换鸟,认为是坏政策。但是对于新模式经济来说,这是必然的选择。低收入企业再多,只要不能支持新模式,对政府就没意义。因此,倡导升级转型最积极的是政府,为了支持和保护新模式下房价持续上涨。在新模式下,租厂房的企业随着租金越来越高,倒闭也越快,而弄到土地的企业,虽然收入越来越少,但是土地升值带来更多的收益。这就是在中国经济新模式下,企业经营也必须遵循新模式,才能获取相应的收益。

 

不过,当收租收税走到尽头,经济不可避免的崩溃2008年后,中国实施4万亿经济刺激政策,4万亿的实质就是不再靠出口企业拉动新模式,而是直接投钱,刺激房价上涨,实施加速拉动。刺激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大量小城市和县镇房价暴涨,房地产开发完全脱离社会,和大众的居住要求无关。随着房价上涨,新模式成本持续上升,要求企业必须增加工人工资。从最低附加值、低员工收入的企业开始,受不了越来越高的成本的企业,逐渐被淘汰出局。随着出口企业倒闭越来越多,新模式的拉动力量在急剧减少。结果是,在资金刺激下盖起来的楼无人购买,变成大量鬼城和烂尾楼。在印钞刺激持续减少、尤其是2014年大幅收紧房贷后,房地产直接急刹车,新模式经济快速走向崩溃。

 

这时候开始,房地产税的呼声越来越高。在土地归政府所有的背景下,收税的实质是回收房子,对买房的小农实施二次课税。政府也进入严密的政策观察期,如果卖地和卖房还能继续,就不开征房地产税;如果房子卖不掉,政府没有收入,会快速开启房地产税。房价本身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按照房价收税。当然,一旦政府开始征收房地产税,持有多套房的炒房客,大多认赔弃房,让银行担负部分债务,也让地方政府收不到税;最惨的是房奴,本来就在节衣缩食还房贷,再征收房产税,等于没饭吃。所以,不到万不得已,政府不会开征房地产税。

 

在房地产新模式后,中国经济再也没有其他新模式可以替代。面对房地产增速减缓,中共召开多次会议,商量新的经济增长点,提出两种替代方案,一是城镇化方案,也就是将房地产全面铺开,而不是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二是农村土地流转,将目标重新盯准农村的农地。在这两个方向下,很多人对城镇和农村耕地投资,试图抢占先机,不过投资两三年下来,大多数全军覆没。

 

这些人的失败是情理之中,也是咎由自取。他们只想着提前当土豪,而不理解房地产新模式的根本动力。大中城市房地产模式是,企业首先提供大量有钱的小农,其次是土地的超高收益,例如上面例子指出的,100亩地政府获得20多亿元的收益。城镇化的问题是没有企业提供工作机会,而土地进行农业经营是自寻死路,更不用说给政府贡献地租和税收。

 

所以,在2013年到2014上半年,中共还谈到这两个方案,下半年开始提也不提,而是继续三番五次给政策刺激既有房地产。到2015上半年,房地产陷入绝境,中央和地方的政策力度更是空前。中共知道,房地产是最后的分田地,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大家散伙。

 

散伙之前,最后再打次土豪。分田地而不得,但经济还要运转,想方设法再打土豪给自己续命。和历史上一样,打土豪先盯准内部,开展增产节约、增收节支。当然,打的是中下层,高层该怎么花还怎么花,甚至花更多。其次,大规模开展反腐行动,也就是打倒和珅追缴家产。当然,只有平民出身的贪官才被打,根正苗红的打不得,也打不动。

 

财政频频告急,打贪所获杯水车薪,政府必须扩大收入来源,对企业打土豪。政府提出民营入股国企的混改经营,希望吸引私人资金进套。政府又主动行动,对企业和个人增加税收和社保。其中,地方政府主要针对民营企业,实施各种税费和罚款增收;中央则主要对外企开刀,以反垄断和反贿赂等名义开具大额罚单。

 

很多民企和外企困惑,难道真的要杀鸡取卵? 从打土豪分田地的模式思考,这样的困惑根本不需要有。中国经济找到新的出路前,体制肯定牺牲其他任何经济单位保障自己,如果找到新的出路,这些企业没必要再生存,找不到新的出路,更没必要生存,大家同归于尽。

 

所以,实体经济作为最明显的土豪,经济政策的思路是,针对实体,先打完土豪再说。根据历史经验,在某个轮回完成后,上一个轮回中越好的经济部分,结果往往也越惨。

 

备注:中国历史关于近代和现代的划分不统一,我默认的是,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是古代,1840-1949是近代,1949之后是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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