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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文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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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物理(四)

2015-08-24 18:18:10 中国经济文化研究所 阅读

第一篇   经济系统分析

 

第一章   中国经济前奏

生于0715

 


  1938年,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英国的亚瑟张伯伦(Arthur Neville Chamberlain)政府认为这是一件无法挽回的事件,为此保持沉默。到9月,当德国威胁进攻捷克,宣称要保护苏台德地区的德裔居民。张伯伦和法国总理达拉第一起在慕尼黑和希特勒签署了《慕尼黑协定》,允许德国吞并苏台德地区,几乎答应了希特勒的一切要求,只是要求希特勒不再发动新的战争。回国后刚下飞机,张伯伦在机场挥舞着协定,宣称“这是历史上第二次英国首相从德国带回保持尊严的和平,我相信这就是我们一个时代的和平。” 张伯伦的态度代表着整个欧洲对于德国纳粹的绥靖政策,都希望通过妥协而换来和平。到19399月(也就是不到一年后),德国以入侵波兰的行动,一个时代的和平再次被打破。张伯伦政府虽然对德国宣战,但实际上仍然消极对待战争。紧接着,苏联入侵波兰和芬兰,丘吉尔建议英国对苏联宣战。但是,张伯伦认为时机不成熟,否决了丘吉尔的建议。这个否决对于整个后来的世界局势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也间接影响了中国的命运。
 


  狭隘和短视是人类的共性。在一个社会中,人们幸福快乐的时候总是平淡的,历史往往也会一带而过。当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历史开始变得“丰富多彩”,也意味着社会开始陷入动荡和灾难之中。而在重大事件发生之前,总有各种迹象表明,这样的事件即将发生。在这个时候,人们应当通过各种迹象,看到重大事件即将发生,共同拼尽全力去阻止该重大事件。但是,由于人类的共性是狭隘和短视,因此实际上没有人采取相应的阻止措施。当重大事件发生后,人们才开始慌乱,英雄也纷纷登场。当人们回顾历史的时候,往往将注意力集中在重大事件本身,并且记住这些英雄的名言和事迹。读者总希望参与这些戏剧化的重大事件,并且将自己想象成为其中的英雄。这时候,读者往往会忽略重大事件的本质,一将功成万骨枯。在希特勒占领法国,无数英国人处于悲观绝望的时候,丘吉尔发表著名演讲“我没有别的东西可奉献,唯有辛劳泪水和血汗。(I have nothing to offer but blood, toil, tears and sweat.)” 实际上,丘吉尔并没有贡献血、泪和汗,而是由数百万的美军和英军的士兵去贡献,最后打垮德国纳粹。 
 


  狭隘和短视的原因在于,人们只考虑自己眼前的蝇头小利。孙子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也就是打仗的时候,胜利的因素首先是知道对手,其次才是知道自己。而在真实的生活中,绝大多数人只关注自己的利益,也就是集中在知己上:同时,人们对他人漠不关心,也自然忽略其他人的实际状况。在宏观方面,社会民众普遍忽略整个社会的变化,也对各种重大事件的迹象毫不在意。而且,人们在个人贪欲的支持下,为了获得眼前的私利,积极支持重大事件的发生。而当重大事件开始让人们的生活充满苦难的时候,一部分人开始后悔,发现一切迹象已经如此明显,只不过自己竟然没有注意到。而更多的人连后悔的想法都没有,只是希望有英雄出现,将自己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但实际上,当真正的英雄出现的时候,人们又推动这些英雄去送死;人们同时拥护众望所归的英雄(或者叫做大救星),没想到这些大救星将自己推到更加苦难、充满死亡的境地。在这些重大事件发生前,如果对人们说,不要只关注自己的眼前利益,而更应该关注社会、关注自己赖以生存的环境时,人们就会对这些人直接忽略,或者冷嘲热讽。等重大事件发生时,人们更是只能考虑自己的眼前利益,因为连自己的生存都难以保障,还谈什么社会?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进行着“眼前私利-忽视外部环境-重大事件-只能眼前私利-只能忽视外部环境“的循环。不论是纳粹德国崛起、苏联扩张,还是communists统治中国,都是这个循环的结果,然后人们就只能自作自受。具体而微之,就像中国乳业的状况,到后来人们连口放心奶都喝不到。 
 


  中国经济简单清晰,大趋势不可阻挡。当绝大多数中国人想着,自己能够通过贪小便宜而好生活的时候,结果思维变得更加狭隘和短视,也就决定了中国的经济。当中国人将自己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赚钱上的时候,中国经济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1、对于自然环境和资源的竭泽而渔;2、对于社会资源和劳动力的竭泽而渔。中国经济越是高速增长,表明对于自然环境资源和社会资源的竭泽而渔的力量越强。焚林而田,偷取多兽,后必无兽;竭泽而渔,岂不获得,明年无鱼。在1949年前,中国人一次次的狭隘和短视,最终拥护communists上台,也将自己送入了长期反复的”斗争-饥荒-斗争“中。在1958年,中国不仅粮食产量放卫星(任由粮食烂在地里不收),连渔民在中国近海捕鱼都放卫。渔民一改以前大网眼打鱼的习惯,采取小网眼打鱼,也就是连小鱼都不放过。等到发生大饥荒之后,近海的鱼也没有了,渔民也失去了收入来源。在“改革开放之后,当人们刚吃饱饭没几年,立即忘记了最近的历史,再次重新疯狂追求私利和享受。当中国依靠血汗工厂和污染破坏环境而刚刚将经济发展起来、中国的廉价货物充斥世界之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突然间将这个发展进行冰冻。随后开始的4万亿就成为关键的经济事件,开始更有力地推动中国的重大事件发生。2010年之后,中国经济开始减速,GDP增长率逐年下降。这种减速并不意味着减少竭泽而渔,而是虽然更加疯狂地竭泽而渔,但是由于自然环境和资源已经基本遭到毁灭性破坏,已经无法支撑中国经济。随着自然环境和资源的毁灭,中国经济快速走向衰竭,也预示着大物理的临近。4万亿可以看作是中国大物理的前奏。

 

 

 

         第一节  经济分界线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迅速席卷世界。依赖出口的中国沿海地区经济陷入冰冻,大部分出口订单消失,欧美客户欠账和赖账状况严重恶化,大量中小出口加工企业停工或者关门倒闭。中国沿海经济急剧萧条造成两个关键后果:1、对各种中间产品、能源、原材料的需求急剧减少:有色金属、钢铁、水泥、建材、原油、煤炭等产品价格暴跌,库存急剧增加,引发重工业和矿产采掘业陷入严重生存危机,直接威胁到中国communist体制经济的生存; 2、大量农民工提前返乡:沿海地区上亿的农民工回到内地农村,无事可做,随时可能闹事,对于communist体制生存形成直接的社会威胁。中国体制意识到经济威胁和社会威胁的双重生存危机,被迫采取断然措施,实施政府投资的铁公基拉动,也就是凯恩斯主义的4万亿经济刺激。 
 


  对于体制经济来说,4万亿起到起死回生的作用。从2009年开始,国家体制和各大央企开工建设大量铁公基项目,强有力地带动了经济;在国家的鼓舞下,各省市则出台规模更加宏大的发展项目,主要包括市政和房地产;私企老板则开始大量利用贷款,急剧扩大生产规模、购买奢侈消费品、或者集资炒房;民众相应“信心比黄金更重要”的号召,也开始积极购买房子、汽车、家电、旅游等等产品和服务;大量外资看到中国的赚钱机会,也纷纷流入中国,以求从中切一块大蛋糕。可以说,在铁公基、市政、房地产的庞大投资带动下,激活了汽车、家电、装修等市场,对钢铁、水泥、建材形成极大的需求,进一步刺激森林矿产等基础资源的砍伐和开采,中国经济呈现的“欣欣向荣”的景象。从2009年开始,中国汽车销量达到1350万辆,远远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市场;在20112012年,中国汽车销量均超过1800万辆。中国钢铁产量持续迅猛增加,到20132月,中国粗钢的月产量达到6183万吨,超过世界总产量的50%。在2012年,中国的水泥产量将近22亿吨,超过世界总产量的60%。从中国水泥产量可以看出,中国的建筑施工比重超过世界其它地区的总和。而卡特彼勒作为世界第一的工程机械生产商,大部分的大型工程机械也都用在中国。而且,中国人大量到国外旅游,排队疯狂抢购各种奢侈品。在中国国内,奥迪、宝马、奔驰等豪华轿车销量连创新高。从国内经济的角度,体制以4万亿为开端进行经济刺激,保障了各种税费收入,消化各种库存和过剩产能;从国际经济的角度,当美国深陷房地产泥潭,欧洲各国债务危机此起彼伏,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时候,中国经济一枝独秀,替代美国,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



  在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民众逐渐深陷泥潭,也就是“国家是国家,个人是个人”。 2011年初,我在《2011年的波澜壮阔》的文章中提到,波澜壮阔的帷幕将在2011年徐徐拉开,就像是未来的序曲。从2011年开始,体制成本将压垮民众的个人生活。4万亿经济刺激通过印钞的方式,对民众手里的钱稀释,隐性抢劫民众的财富。在经济循环中,不论体制的印钱刺激经济,还是通过各种税费和垄断企业收钱,结果都是把成本转嫁到整个社会的民众头上。任何经济刺激-或者说印钞-都会起到两方面作用:1、造成通货膨胀:也就是物价上涨,民众手中的钱贬值,形成对民众手里财富的掠夺;2、加剧社会中的贫富悬殊:资金向体制集中,离体制核心越近的人们,得到的好处越大。在美国,QE印钞机开动,同样也起到制造通货膨胀,加剧贫富悬殊的结果。不过,由于美国的QE 印钞的规模相对较小(与中国相比),另外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其印钞效果在世界范围被稀释,所以和中国相比,美国的通胀并不很明显(人们往往忽略本来应有的通缩因素),而且贫富悬殊的加速度还相对较慢。而在中国,体制大规模印钞,形成基础货币非常宽松的状况;在美国QE印钞开始后,刺激各种资金流入中国,而由于中国的汇率机制,也变成新增加的基础货币;另外,由于银行的超宽松贷款模式,对大量增加的基础货币进行更大的乘法倍数,形成中国货币总量(M2)的大规模增长。比如,中国2009年末,货币总量(M2)超过60万亿,比2008年的47万亿增加了27.58%。这个数字意味着两方面的意义: 1、通货膨胀:新增加的货币都进入经济系统内流通,会直接推高各种产品价格;2、杀贫济富:中国所有民众在银行的个人存款,一年时间就实际贬值了四分之一。而这些多印出来的钱,都去了哪里?显而易见,从体制“大机器”的角度,离大机器核心越近的少部分人赚钱越多。而这些人本来就已经掌控着国家的主要经济资源,等于变得更富。从通胀和杀贫济富的两个角度,国家经济增长越快(也就是在货币总量M2的推动下,communist体制大机器经济增长越快),大多数民众的个人生活实际上就变得越艰难。 



  通货膨胀是communist体制大机器的死结。进入20世纪之后,communism成为独裁奴隶制政权的代表。在communist/socialist国家中,经济的基本运行模式分为两部分:1、毁灭性消耗:一方面对民众的生产力进行毁灭性消耗,一方面对自然环境和资源进行毁灭性消耗; 2、持续大规模印钞:不论苏联、中国,都需要进行持续大规模印钞,以印钞的方式保障体制内奴隶主阶层的消费享受。问题在于,毁灭性消耗+持续大规模印钞 = 通货膨胀。而communist极权奴隶制属于机械化的体制,只能在大规模印钞的支持下,持续进行经济增长,减缓通胀比例。一旦毁灭性消耗到了尽头,经济增长扩张的能力消失,印钞的结果就是大规模通货膨胀,communists奴隶制就走到尽头。对于苏联,1989年柏林墙倒塌引发东欧脱离,而且中国communist自身陷入困境,所以停止和苏联之间的欠账式贸易关系。苏联得不到东欧和中国的食品和轻工业品的供应,导致其失去消耗的基础;同时,体制为了维持自身利益,必需继续开动印钞机,持续增加货币供应。当生活必需品大量减少,同时市场中的钞票越来越多,结果就是大规模通胀。根据相关资料显示,1989年苏联家庭主妇用于排队购物的时间为每天1.5小时,而1990年则为每天3小时;在苏联的1200种主要消费品中有1150种长期脱销,“商店的货架空空如也”,包括食盐、食糖、面包、火柴在内,各种物品都得凭票证定额供应。同时,1991年时,苏联政府财政赤字达到了3000亿卢布。由于财政赤字太大,只有靠加印钞票过日子,使得货币发行量猛增。叶利钦曾说过——“印钞机一天四班倒,不停地印,仍不能满足需求。”两者相加,苏联1985年的官方通胀数字为5.7%,到1989年达到两位数,1990年超过40%1991年为145%199142苏联实施新物价,价格的总增长率为60%424戈尔巴乔夫单独同俄罗斯、乌克兰等9个共和国的领导人发表关于稳定国内局势和克服危机的刻不容缓的措施的联合声明,即“9+1声明。问题在于,不论苏联领导人采取什么措施,在苏联民众眼中,卢布已经不值钱。在卢布失去信用之后,苏联经济的经济系统再也无法维系,引发苏联的轰然解体。

 

 

       为了遏制通货膨胀,中国体制加强了对于印钞的控制。我在2009年底开始写经济分析文章,预测2010年开始持续的大规模通胀;在2010年,分析体制印钞将从大规模印钞的大水漫灌,转变为针对具体领域进行印钞的分类滴灌;并且在2011年初写到《社会资金链即将断裂》,对中国社会中的资金分布结构进行解析,包括体制内资金和体制外资金、体制内中央资金和地方资金进行对比分析。我分析的这些内容,是中国体制内操控经济的人们的关注重点。从1990年代开始,中国communist体制内开始形成技术官僚主导经济的局面。这些技术官僚充分学习苏联解体的经验教训,希望通过技术手段避免苏联解体的结果。面对中国的形势,技术官僚们最担心的在于两点:1、经济萧条和大规模失业;2、大规模通胀。在2008年底,技术官僚们面对经济严重萧条和大规模失业,开始实施4万亿经济刺激。在我个人看来,从中央体制经济的角度,他们的模型测算比较精确,能够通过4万亿有效消化库存和过剩产能,并且吸收大量劳动力。他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相对平稳地度过国际经济危机。等新的国际经济景气循环再到来的时候,这些产能和劳动力可以重新投入出口中。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关键的两个因素:1、地方经济刺激:在中央宣布救市后,地方宣布规模更大的经济刺激,并且充分利用银行杠杆实施经济刺激计划;2、外资大规模流入:美国和欧洲都基于自己的情况,也开始大规模印钞和经济刺激,而这些印钞资金大量流入中国。而且,国际游资看到中国经济火爆,也纷纷进入中国。外资进入中国后,进一步加剧中国货币供应量,也加剧通货膨胀。所以,从2010年后半年开始,随着大规模通胀成型,体制开始紧急收紧货币。问题在于,不论中央或者地方的铁公基项目、各地的房地产开发、还是各地民众买车、小产权房和农民自己盖房,巨大的建设摊子已经铺开,都开始进入建设高涨期。如果放任继续印钞,巨大的通胀会直接吞噬整个中国。所以,体制技术官僚们被迫采取措施,严格控制资金供应,将通胀压下来。我从这个角度,中国各地的资金将面临严重的缺口,社会资金链随时发生断裂。 
 


  为什么在从2010年开始,技术官僚们对通胀如此恐惧? 1989年,朱镕基调动工人维持上海秩序,帮助江泽民稳定上海局势。因为朱镕基对江的火线提拔立有大功,而且邓小平看到朱的组织才能,在1991年将朱调到中央当副总理,实际履行总理职责,实施经济管控。朱上台后,配合邓南巡,开始新一轮中国经济扩张。从1991-1997年的7年期间,中国的货币总量M21.5万亿增加到将近9.1万亿,总增加幅度为500%。其中,每年的货币增幅分别为26.52%31.28%37.31%34.53%29.47%25.26%19.58%。考虑到199771香港回归的因素,1997年上半年的货币年增幅应该在25%以上。而且,如果年纪稍微大一些的人都能够有记忆,1990年代上半期的持续大通胀,在初期造成各种物价成倍上涨,而后物价持续上涨。与1990年代前期相比,2009年货币总量增幅27.58%,到2010年更降到20%以下,属于相当低的水平。为什么技术官僚们不敢继续大规模印钞,容忍货币继续大幅增长和更高的通胀?他们为什么反而收紧货币,开始眼睁睁看着社会资金链开始断裂?如果进行系统分析,可以有多种因素。不过,归根结底,在1990年代,由于市场化的经济总量较小、货币总量与资源的对比规模相对较小,中国的自然环境资源和人力资源的毁灭性消耗(也就是后来人们经常提及的人口红利)才刚刚开始,还有大量的潜力可挖;到2009年底,中国货币总量已经达到60万亿的规模,与1997年底相比货币总量增幅超过500%,是1990年底货币总量的40倍左右。如果在这样的背景下,体制还敢于继续大量印钞,结果只会像苏联那样,随时因为货币失去价值而导致经济解体。所以,体制开始实施印钞急刹车,对体制系统内的不同单位采取更严格的区分标准,进行相应的印钞输血,维持其运营。 

 


  通过分类滴灌,中国体制经济成功避免了前苏联危机。分类滴灌的关键在于,控制地方,集中保障中央;控制基建,集中保障吃饭。所谓控制地方,就是卡紧中央对地方的财政支持,并且卡紧银行对地方贷款的额度;通过卡紧地方,让中央各部委和央企能够得到相对充裕的资金。而控制基建则是减少对于基建的直接资金投入和银行贷款额度,以腾出资金支持体制的基本运转。通过这样的方式,中国体制既拉动了经济,避免了经济萧条和大量人口失业;同时,又通过控制发钞数量,避免了整个社会的通货膨胀。另外,当中国粮食和其它食品生产急剧减少的时候,体制大规模从国际市场高价进口粮食,并且通过进口补贴,低价在国内倾销,达到稳定粮食价格的目的。通过这样的方式,中国开始从国际市场大规模进口大豆和食用油;随着粮食缺口日益扩大,中国开始大规模进口小麦玉米大米、猪肉猪内脏、牛肉等等产品。在粮食价格保持稳定的同时,大多数劳动力有工作可做;而且劳动强度越大的工作,比如建筑工人,能够得到的收入越多。当身强力壮的人们都忙于赚钱,得到更高收入的时候,整个社会就显得更加安定。 
 


  不过,当基建全面铺开之后,再想收已经不可能。当卡紧地方之后,意味着地方失去主要收入来源;当卡紧基建之后,就意味着大量基建项目面临烂尾;当地方和基建结合之后,意味着地方的基建项目烂尾基本上已成定局。由于中央掌控了印钞权、各大央企的垄断收费权、财政收入的主导权,因此中央的综合收入能力极为强大;同时,中央印钞意味着地方民众存款缩水,央企垄断收费意味着地方民众支出大幅增加,中央财政收入的主导权意味着中央揩油吃肉、地方只能喝汤。地方在收入紧张的同时,还需要承担主要的经济负担,地方一直处于困境之中。而中央的紧缩政策意味着:地方在跟随中央的经济刺激之后,大规模铺开基建项目;但是中央突然收紧资金供应,让地方大规模的基建项目难以为继,随时存在大量烂尾工程的状况。从这个角度,虽然中国体制避免了苏联解体式的整体分解的危机,但是地方经济陷入困境。从经济结构的角度,中央就像一栋大楼,地方就像支持大楼的地基。当中央把主要的财富都搜刮起来盖大楼,而让地方的地基如同豆腐渣。即使大楼盖得再豪华、再漂亮、再高耸入云,当地基承受不住大楼的时候,大楼也会发生整体倾倒。而2010年下半年开始,体制中央以分类滴灌式印钞和贷款为导向的政策,也将地方推向严重困境,地方体制的财政经济开始面向生存危机。 
 


  这时候,经济的分界线开始形成。本来,中国经济的关键驱动力是中央的印钞、中央印钞和财政分配、以及中央下达的银行贷款规模,地方经济能够维持其生存。但是,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中央开始减少对地方的资金供应,而地方对于资金的需求又空前高涨,导致极大的资金缺口。为了弥补这样的缺口,地方不能向上对中央要钱,就要调转枪口,从其它地方弄钱。而在中国社会经济格局中,中央、地方、个人和外资是四个主要角色。既然地方无法从中央弄到钱,就只能主要转向个人弄钱。当个人成为主要的资金供应者,新的经济方式开始成型,也形成了2011年之后的关键经济模式。

 

 

2013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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