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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文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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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物理(五)

2015-09-01 14:52:07 中国经济文化研究所 阅读

第二节 民众的支持

生于0715

 

 

     让领导先走! 1994128,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友谊馆所,克拉玛依市教育局为欢迎上级官员而组织学生进行的演艺活动过程,靠近灯光的舞台幕布因过热自燃而酿发大火,导致325人遇难,其中288人为中小学生(估计数)。当大火发生后,场面开始变得混乱。这时候,老师们不是有序疏散学生,而是让学生们坐好、呆在原处,让领导先走。在撤离过程中,克拉玛依本地官员全部生还,其中3名市局领导和17名教委成员,除副市长赵兰秀外,均及时脱险,赵兰秀面部严重烧伤,但最终生还。大火之后,死难学生家属们一直领不到死亡证。虽然学生墓碑上刻着因公牺牲,也有当局的承诺,但因公牺牲证也同样一直未发。连官方祭悼活动都没有进行。有家属到其他城市进行维权上访,但由于上级部门的压力,他们遭到了重重阻挠和拒绝。家属想进行相关起诉,但律师不愿接他们的案子。就领不到死亡证明的问题,有家属电话咨询当地的法律节目,一提到是大火遇难者家属,立马被挂断。在大火之后对领导进行的审判,新疆石油管理局副局长方天录抢先逃离火场,而且没有及时报警,被追究刑责,判了5年。传闻还称官员况丽从卫生间逃生并将门反锁阻止学生逃生,但况丽称卫生间的门是弹簧的,插不住,并未阻止孩子逃生,不管怎样,她最终被判4年,出狱后当了一家保险公司分公司经理,且重新加入了共产党。同样躲厕所逃生遭诟病的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华堂,被免于刑责,未被起诉,仅去职留党查看。

 

       在遇到生命危险的时候,人们的第一行为反应体现出内在价值的优先性。在西方基督教文化为基础的国家,妇女和儿童具有生存的优先权。而从上述事件过程可以看出,中国民众自觉地以暴力权力为核心。这种权力反映在具体事件中,可以总结为三个步骤:一是紧急的时候优先保护权力拥有者,在克拉玛依的事件发生的过程中,不是让孩子先走,而是让官员先走(让领导先走),也就是让孩子成为牺牲品。二是在孩子死亡后,家长毫无反应,不是拼尽全力,要求彻查各个环节的问题,严厉法办所有在场领导和活着的学校领导与教师,为自己的孩子讨回公道;而只是卑微地默默忍受,结果连毫无意义的死亡证都领不到。三是一定时间过后,与掌控权力者具有密切关系的个人,为了保住整个系统,承受压力做了牢。这些人出狱后,权力让这些人拥有更多赚钱的机会,补偿他们的时间损失。

 

      这时候,民众虽然有所反应,但是反应已经非常微弱。民众的心理已经开始麻木,或者说变得情绪稳定。在这种微弱的反应下,权力者自然可以肆无忌惮,随意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论是克拉玛依大火,还是奶粉行业的三聚氰胺事件,都是针对儿童而发生,也就是戕害中国的未来。即使孩子父母希望能够得到妥善处理,结果也是没人管,最后不了了之。而对于少数还在上访、希望讨公道的人,就直接以维稳的方式打压,也就是进关进劳动营教养。价值优先性的背后是社会利益系统,也就是社会中责、权、利的分布。责任、权力和利益进行较为公平匹配的社会,能够获得持续的发展,逐渐成为发达社会;同时,欠发达国家都是责、权、利错位的国家或者社会。

 

       责权利匹配的意思是,一个人首先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才能拥有相应的权力,进而获得相应的利益。例如,当英国的北美殖民地反抗英国统治的时候,各个殖民地的大地主/资本家们聚集起来,起草《独立宣言》,并且带领民众们与英军打仗。而英国则将这些殖民地的大地主/大资本家们作为叛国者,如果能够逮捕就要实施绞刑。而这些大地主/大资本家们首先承担上绞架/被没收所有财产的风险(责任),带领民众打败英军,建立美国,成为美国的国父们。而当克拉玛依火灾发生时,让领导先走的意思是,孩子们承担更多的风险,也就是更大的责任。而之所以让孩子承担这些责任,是因为孩子没有权力。而且,孩子被烧死后,家长也得不到相应的赔偿,也就是没有利益可言。或者说,中国的系统是,权和利集中到领导手中,而责任主要由民众承担。在这样的情况下,领导自然会想方设法让民众承担责任,同时利用手中的权力打压民众的利益诉求。不论克拉玛依还是三聚氰胺奶粉,都是这样的模式。当然,其中有一点非常重要,如果民众都变得狡猾,想方设法不承担责任,那整个社会就直接解体了。因此,国家需要采取各种方法对民众进行教育,包括教育系统和宣传系统,让民众勇于承担责任。而民众在“宣传教育”的引导性,都充满了主人翁精神,主动承担风险和责任,也就是做贡献。而这种模式民众主动承担责任,领导获得权、利的文化模式,就可以称为炮灰文化。 

 

      2011年后,中国传统的炮灰文化开始发挥主要作用。随着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出台,中央将整个社会的积极情绪调动起来。当温提出4万亿的时候,还强调“信心比黄金更重要”。在这样的情况下,民众开始积极响应中央号召,拿自己的黄金换取信心。进入2010年,中央看到通胀加速的势头,开始减速印钞,自己悄悄撤退,让领导先走。从中央的角度,自己先走的非常英明。因为,中央一方面掌控着国家机器中,利益最优厚、最容易获得利益的部分;另一方面,又不用有很多责任,可以自己尽情享乐。但是,中央领导先走之后,分类滴灌的影响就直接压到地方,以及基建规模最大的地方。不论地方和基建,都大规模加大开支,也就意味着需要资金的大规模持续投入。当国家对印钞机减速、并且开始对银行进行控制,地方和基建立即受到影响。因为,对于个人来说,可以觉得信心比黄金更重要;但是,对于地方系统和基建项目,这些死的、机械化的东西,本身就没有信心这个概念。当“黄金”多的时候,地方体制和基建项目就可以继续进行;没有黄金的时候,地方体制就要停转,基建项目就得停工。所以,中央领导先走之后,等于直接将地方体制和大规模基建项目推向绝境。地方体制和基建为了自身生存,必须想方设法弄到钱。从渠道的角度,既然他们没法向上从中央拿到钱,就要想法向下,从社会民众个人手里弄钱。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民众的信心就开始起到重要作用,炮灰文化成为中国经济的关键支撑点。

 

       2011年初,中国经济似乎仍然很火热。尤其人们常说的经济三驾马车,表现也非常靓丽。从朱镕基时代开始,将中国经济增长分为投资、出口、消费三大部分。投资主要指政府和企业商业投资;出口则是产品和服务的经常项目出口;消费则主要指居民消费。从出口的角度,由于2008-2009年有一大批出口企业倒闭,因此剩下的出口企业能够分享剩下的市场。到2011年初,欧美也在经济刺激的作用下,消费也出乎意料地明显复苏。由于出口加工企业明显减少,而订单显著增多,出口加工厂的订单普遍都很满,工厂加班加点在赶活。不过,因为各工厂的问题在于工资等运营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导致综合成本上升,利润被摊薄,所以大多数工厂不敢多接单。在这个时候,从沿海出口地区经济的角度,经济开始明显复苏,新的经济增长指日可待;从很多个体的出口加工商角度,单子多的做不过来,觉得市场状况一片大好。在这样的背景下,地方和个人又开始恢复乐观情绪,而且个人的乐观情绪更加明显。在投资上,大量建筑工地都在“日以继夜”开工,都在为了赶进度。因为,对于建筑承包商来说,工程进度越快,完工之后拿钱的时间就越早。不仅铁公基项目是这样,很多房地产都在日夜不停地赶工。可以说,即使2005-2008年中国出口经济火爆的时候,都达不到2009-2011年的建筑进度。各种基础设施和大型工业建设项目如火如荼,尤其以铁路的快速施工最惹人注目,经常在新闻中播报。另外,各城市地铁项目也经过审批,准备大量开工。尤其是房地产项目,不少2030层高楼建设,往往三四个月内就拔地而起,完成主体框架的施工。当出口拉动和投资拉动累积起来,经济的火热程度可以说有目共睹。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中,从事生产和建设的基本工人供不应求,民工荒再次出现,而且工人工资一涨再涨。从消费的角度,个人消费更显得火爆。大街上的新车迅猛增加,堵车越来越严重;各个中高档酒店经常爆满,其它娱乐场所也极为兴旺;越来越多的人买房,即使从其他人那儿借钱付首付,并且当房奴也要买房;农村人开始大量购买“家电下乡”的电器,并且也都相互比着买车,将家里的房子重建盖楼。或者说,人们能够感受到经济的繁荣,而根本看不到所谓资金链断裂的影子。 

 

  当人们关注表面场景的时候,往往看不到内在的基本驱动力。在2010-2011年,人们都看到火爆的市场状况,并且被市场所影响。这也意味着,人们往往会忽视,市场表象下的真实经济情况。从机理的角度,资金是市场的驱动力,决定市场的表现。中国出口、投资、消费的经济行为,都需要货币进行驱动。根据货币运行的特点,2010年下半年,中央机制开始收紧资金发放之后,资金紧张的局面将滞后6-12个月。当2011年初,银行内部资金开始出现紧张的状况,也就意味着从2011年中期到年底,整个社会的资金链开始断裂。这时候,如果地方体制和基建资金都依靠中央印钞机,那么从2011年中期开始,体制和基建就要面临极大的困难。当我预见到,中央出于对通胀的恐惧,必然控制发钞规模,也就能够看到之后的社会资金缺口。在20111月底,我在分析文章中,用最简单的数字,计算出资金链断裂的大致时间:如果不印钞,几个月资金链就会断裂;即使体制印钞,中央体制考虑到通胀因素,也不会印太多,即使能够多挺一阵,也多挺不了多长时间。但是,根据人们最直观的感觉,让人们觉得不论出口、投资建设、还是居民消费,都还非常强劲。按照当时的状况,我的分析似乎变成毫无根据的臆想。人们难以相信我的分析,难以理解资金链即将断裂、经济开始崩解的情况。另外,很多人也不看好中国经济,但是觉得即使经济不行,起码也得5年、10年以后。因此,当人们充满信心的时候,很多人觉得我的分析太偏激、太极端。

 

  同时,体制内的少数人了解内幕状况,开始积极行动起来。对于地方体制,面对资金收紧后的巨大缺口,需要尽可能筹集资金,维持自身运转。其中,最为典型的一个表现,是大量理财产品的出现。在2011年之前,各地政府建立多种融资平台,大规模进行多种渠道贷款,弥补地方财政缺口。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是指,地方政府通过划拨土地、股权、规费、国债等资产,包装出一个资产和现金流均可达融资标准的公司。地方政府以这样的公司为借贷主体,必要时再承诺用财政收入进行担保,达到借贷更多资金的目的,用于地方体制的消耗,包括体制基建项目或者直接消费。到2010年下半年,中央体制意识到地方融资平台规模急剧扩大,形成严重的金融风险,因此开始专门进行控制。对地方融资平台的严厉控制,让资金饥渴的地方体制面临更大的资金缺口。在这样的背景下,地方体制和银行开始进行金融创新,也就是大规模销售理财产品。2011年开始,银行开始发行各种理财产品,吸纳储户的储蓄,支持房地产、地方基建及其它项目。在2011年上半年,银行理财产品的发行与销售空前火爆,根据各家银行披露的半年报,仅工、农、中、建四大银行上半年银行理财产品的销售就突破了9万亿元。通过这样的方法,体制将储户的钱大量吸纳到自己的名下。由于理财产品的总体特点是,银行不承担理财产品损失的责任,如果理财产品发生金钱损失,由购买理财产品的人自己承担。对于中央体制,各大银行的安全性得到有效保障,还能够起到支持地方体制,保障地方体制运转的效果。因此,中央也默许、纵容、或者支持理财产品的大规模发行。对于个人来说,因为理财产品从银行购买,而且也是参与到国家(地方体制)的建设中,因此也觉得风险不大。人们在相对较高利息的诱惑下,纷纷购买理财产品。

 

    2011年开始,高利贷变得相当盛行。从形式上,很多体制外的私营企业为了弥补自身的资金缺口,开始借高利贷,满足企业运转的需求。但是,如果观察这些企业,就会发现这些企业的问题。它们出现较大资金缺口的原因主要有两点:1、少数属于扩大生产规模:在生产规模扩大后,由于市场没有扩大、甚至减少,而且利润下降,而且扩大规模消耗掉大量现金,因此需要更多的流动资金维持企业运营;2、大多数参与到房地产领域:这些企业将高利贷借到的资金投入房地产领域,或者直接进行房地产开发,或者从房地产开发商手里直接买房,进行炒房活动。不论参与到房地产领域的方式如何,都刺激了房地产业的开工建设。当房地产拿着大量现金从地方政府里高价购买建设用地,积极开工建设房地产项目,或者买卖方,都强有力地给地方体制进行资金输血,支持地方体制经济的运转。从2011年上半年开始,由于中央控制货币的影响开始显现,整个社会资金相对充裕的情况很快变成紧张,并且逐渐变得相当紧张。在资金逐渐紧张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体制外资金转向高利贷。而且,高利贷的利率持续提高,说明整个社会资金供应越来越紧张。可以说,高利贷利率是社会资金紧张程度的真实体现。当很多高利贷的承诺利率达到年率50%以上的时候,说明整个社会的资金链已经开始断裂。因为,考虑到风险和其它体制成本,在中国卖品的年利润可能都达不到50%,更别说做正当生意的利润。所以,年利50%的高利贷意味着孤注一掷的借款,借到了可能就不打算还。不过,民众似乎不在意这样的问题,人们看到高额的收益,总觉得自己能够赚到钱,因此积极地投到高利贷中。 

 

  另外,社会民众以其它方式支持着社会经济运行。从消费层面,人们继续进行积极地消费。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更积极地进行消费,或者消费兼投资。比如,对于无数年轻人来说,贷款买房属于消费兼投资的方式。虽然国家出台较为严厉的楼市调控措施,但是体制通过心理操控,让人们觉得房价还会持续上涨。因为,在过去十多年,国家一直都在强调控制房价,但是房价反而越来越高。所以,人们认为“楼市调控”只是另外一种方式,不让房价下跌,或者说控制不住房价上涨。因此,人们继续买房,认为买房是有效应对货币贬值,让自己资产增值和致富的基本手段。而且,很多年轻人已经形成越来越牢固的观念,认为结婚必须要买房。即使做房奴,也要买房才能结婚。在买房的问题上,人们的投资和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人们手里只要有一定的资金,往往就会贷款买房。而人们买房的热情,持续支持着房地产和建筑业,以及地方体制经济的运转。从商业的角度,很多人开始面临微观经济的困境,觉得就业形势不好,或者本行业的形势越来越差。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或者开始创业,或者开始转行。大致上,人们的创业或者转行主要集中在开个小商店或者小饭店,希望能够从做买卖上获得收入。人们在开店时,往往需要交转让费、加盟费、或者垫资,会对商店进行重新装修、并且进货,还要到工商税务卫生消防城管等等各种单位缴纳费用。当一条街道中的20个店铺,有34家进行重新装修,也意味着对经济形成一定的刺激。在铁公基房地产领域,各个建筑施工单位都带资建设。也就是工程单位先给工程出钱、出力,等阶段性施工结束后,业主再和工程单位进行结算。 

 

  中国的广大人民群众以实际行动,强有力地支持了国家经济。在2010年底,我在一篇分析文章中总结,中国的communist体制已经非常虚弱。随着经济的变化,体制越来越依靠口头的豪言壮语,而不是实际上的行动来执行政策;在2011年初,我《2011的波澜壮阔》文中,再次强调体制经济已经开始面临瓦解;在20111月底,我从体制内和体制外、体制内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等方面,对社会资金链即将断裂的问题,进行了相应的分析。在这样的局面下,如果中国民众像苏联民众那样,以消极怠工的方式应对经济,中国的体制经济很快瓦解。实际上,中国人民采取截然相反的行动,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支持中国体制经济的运转。一方面,人们以各种方式慷慨解囊,支持已经处于困境的体制和体制衍生资金链;另一方面,人们更努力地工作,创造出物质资料,或者出口创汇,支持整个经济的运行。

 

 

2013-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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