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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日夹击下的中国经济 (二)

2015-09-04 19:24:55 中国经济文化研究所 阅读

美日夹击下的中国经济  (二)

生于0715

 

日本社会的主要特点是信念高于利益。信念与利益的关系是人们看到的利益是短期利益,信念则意味着长期利益。在任何一个国家,信念都是由中上贵族阶层传承,进而贯彻到中下层。日本作为具有长期封建制传统的国家,很好地保持着信念传统。

 

虽然在明治维新之后,中下层武士通过支持天皇,试图消灭封建贵族的影响。尤其在封建贵族失去对中下层军官(原武士阶层)的控制后,开启日军侵华和攻击美国的进程。在美国打垮日本后,麦克阿瑟也着手改变日本体制,实施民主制,并且从法律上禁止日本财阀的存在。但是,麦克阿瑟顶住盟国的各方面压力,仍然较为完全地保护日本的社会系统,没有彻底肢解日本和粉碎日本的文化。

 

日本也因此形成混合社会:一方面,日本在硬性法律层面实施民主制,反映出追求短期利益、个人利益的底层思维;另一方面,在软性社会层面的经济和文化上,等级制度仍然极为明显,日本财阀仍然以非正式的方式控制社会经济,贵族阶层仍然主导政治和社会舆论。

 

贵族政治的特点是从整个社会的角度出发,系统的规划和决策,追求长期的生存和发展。日本的贵族政治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财阀制的经济基础,更多反映传统的封建制地方经济模式;二是集中制的政治模式,更多体现明治维新后出现的中央集权特点。在政治关系上,经济贵族和政治贵族相互合作,又相互制约,形成社会权力相对分散,政治经济关系较为均衡的系统模式。

 

在贵族政治模式下,日本表现出两方面的特点:一方面经济收入相当平均,贵族和平民经济收入差距不大,勤劳努力的底层民众能够过着不错的生活;二是社会等级森严,主要体现为社会等级和年龄等级。其中,底层年轻人是最受压抑的群体,其中除了少数特别出众的佼佼者,受到上级长者的特别照顾,拥有特别的话语权之外,大部分人主要是低头做事,做好自己的工作,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在社会上层,通过政治和经济平衡的方式,贵族能够做出关键经济决策,在社会中贯彻政治意图。

 

在遇到危机时,日本的政策方向根本在于上下层之间的斗争。其中,日军侵华可以看作上层政治失控、下层青年占据主导地位的结果。因为,从经济全局的角度,日军侵华对于日本来说绝对是得不偿失。中国国民政府也多次警告日本高层,侵华意味着中国和日本两败俱伤,最后得利的是苏联和黄俄。问题在于,高层失去控制局势的能力,后来卷入侵华战争。而在1990年代,日本政府看到,如果房地产泡沫继续扩大,将对日本经济造成毁灭性后果。日本政府主动捅破泡沫,制造后来的长期大萧条,而日本民众默默承受房地产泡沫带来的账面损失。在大萧条中,日本年轻人在工作和发展机会中受到主要不利影响,产生出“失去的一代”。同时,日本政府持续发行国债,出台财政刺激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为了满足底层短期个人利益。而从日本政府主动刺破泡沫的角度,日本仍然保持非常稳定的状态,说明社会承受能力已经强于美国。同时,美国在基督教经济和文化消退后,社会已经以短期利益导向为主。例12008年经济和金融危机,金融和经济界立即匆忙呼吁救市,因为美国已经承受不起房地产泡沫破裂后带来的经济自由落体,引发美联储3次大规模QE印钞。例2,在2011年日本大地震后,很多美国人看到日本人秩序井然地领取饮用水,也感到极为震惊。因为,奥尔良面对海啸时,民众开始的麻木和后来的混乱、警察的渎职和离职,以及地方政府的瘫痪,都与日本形成极为鲜明的反面对比。

 

安倍晋三作为日本的政治贵族,展现日本政治贵族的典型模式。安倍晋三可以看作山口县政治系(长州阀)的代表人物。山口系在德川幕府时期被排斥,是幕末时期讨幕运动的中心。安倍的外祖父岸信介和外叔公(外祖父的弟弟)佐藤荣作都曾做过日本首相。岸信介从二战前深入参与日本政策,到二战后是日本战后关键政策的制定者之一。佐藤荣作是日本二战后任期最长的首相之一,支持岸信介派的发展。在父系家谱中,安倍晋三的祖父安倍宽是众议员,娶大岛义昌的外孙女为妻。大岛义昌是日本武士(长州藩士),陆军军人,华族(贵族),官至陆军大将。安倍晋三的父亲安倍晋太郎最初任岸信介的秘书,在岸信介成为首相后正式进入政界。安倍晋太郎是岸信介派的中坚人物,曾任福田赳夫的内相内阁官房长官),后任多个职位,与前首相竹下登和宫泽喜一并称中曾根康弘之后的日本政坛“三领袖(安竹宫)”。 岸信介派后来发展成为清和政策研究会,根据清和会不同时期的会长,依次被称为福田派--->安倍派--- >三塚派--- > 森派--- >町村派--- >细田派。安倍晋三在做首相之前,曾任小泉纯一郎的内相。小泉纯一郎同样出身政治家庭,是在佐藤荣作之后,任期最长的日本首相。安倍晋太郎对小泉早期的仕途鼎力支持,而且是政治上的师友。在小泉任期内,安倍晋三曾被委以内阁副官房长官、自民党干事长等关键职务。在选举过程中,安倍曾经在党务上出过纰漏,但是都被小泉担待。在小泉第三次组阁时,再度进阶为内相。2006年,在小泉的支持下,安倍成为当时战后日本最年轻的首相。最初,人们担心小泉下台时,安倍晋三和福田康夫(福田赳夫之子)会争夺首相,引发自民党分裂。但是,这种担心后来被证明多余,因为安倍不仅正值壮年,是各种政治力量支持的重心,是自民党极为认可的未来之星。当时,福田康夫已经老迈,如果接任首相,难以与小泉充满活力的形象匹配。

 

安倍第一次上台基本以失利告终,为第二次上台做铺垫。安倍上台后,采取与小泉时期有一定差异的政策。从总体政策上,小泉与安倍同属坚定保守派,继承岸信介和佐藤荣为主要代表的传统,而这个传统在安倍第二任期表现得更加鲜明。不过,在安倍上台后,为了消除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的影响,外访第一站选择中国大陆,而不是美国。从安倍的这个姿态来说,意味着清和会在对中国大陆的政治立场上有了关键的改变。而且,安倍多次发表声明,为二战中的日军罪行道歉。在经济上,安倍继承小泉的小政府政策,持续小泉时期稳健发展、民众较为乐观的经济局势。不过,安倍上台后,在政治上遇到重大麻烦。在小泉进行邮政民营化的过程中,一些自民党议员因为反对民营化而被小泉开除出党。小泉在国内拥有极为广泛的民众基础,而安倍新上台,还没有任何建树,则需要面对这些分裂议员的压力。同时,安倍内阁出现多次金钱丑闻,政治局势明显不利于自民党。随后,安倍得病住院,以健康为理由辞职。安倍卸任后,也不再担任自民党要职,而自民党境况日下,后被民主党所超越和取代。而民主党上台后,经历核泄漏事故和日元升值导致的双重经济危机,日本对民主党的支持率急剧下降。2012年,安倍再度出任自民党总裁,并且竞选成为日本首相。

 

安倍再次上台后,在政治上已经完全成熟。在日本面临多重困境的背景下,安倍开始展开全方位的执政政策,展示其政治贵族的操作模式。其操作模式大致上,可以归结为,居高临下,全盘统筹,重点突破。安倍执行第一次执政时的内在思路,不过在外交政策上发生大幅转向,而且在具体政策上更加灵活。在组阁时,安倍任命自民党麻生派(为公会,保守派)领袖麻生太郎作为副首相兼财务大臣,形成极为坚强的内阁。虽然麻生派在2009年后规模已经很小,但是麻生本人具有极强的经济背景。安倍的第二次组阁,成为日本二战后最稳定的内阁,给安倍执政提供坚实的基础。外交上,安倍回到传统清和会立场,强调以美日关系为基础,积极团结东南亚国家,加强建设第一次执政时提出的“自由与繁荣之弧”。安倍上台后,积极出访东南亚国家,尤其是访问缅甸。安倍出访美国,与奥巴马会晤,并且参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的谈判。在国内,安倍首先强调经济,以经济带动日本灾后的发展。安倍经济政策虽然与小泉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内在思维上相近,但是做了部分的调整。第二次执政后,安倍面对的经济形势,日本经济长期低迷,在面对复苏局面时,地震对经济造成重大打击。安倍为了快速扭转局面,实施强有力的“三支箭”经济政策,包括大胆的金融政策、机动性的经济对策、增进外商投资的成长战略。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安倍对小泉时期遗留的过激自由经济政策纠偏,采取措施缓和城乡差距和长期失业者的问题。而且,安倍让在邮政案中反对而被开除的党员恢复党籍,稳定政治局势。除经济政策之外,安倍继续贯彻第一任时期的军事政策。在2007年,安倍将防卫厅升级为防卫省,为壮大军事力量做前期铺垫。随着安倍各项政策的展开,成绩卓著。在国内,日本经济从震后危机快速恢复,并且进入火热增长的阶段。在国际上,日本影响力持续提升,重新树立起强国的形象,同时没有引发周边国家的强烈反感。

 

在安倍二次上台后,对中国政策则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安倍重新回归保守派立场,而且立场日益坚定。安倍立场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国内经济政策影响阶段,二是外交主动行为阶段。而这两个阶段具有明显的分水岭,也就是APEC会议和亚投行事件。总的来说,在亚投行之前,安倍主要从整体政策出发,产生对中国的影响。而在亚投行之后,安倍内阁已经表现出明确的信号,专门开始针对中国采取行动。

 

我在201411撰文《四面楚歌的中国经济》中,曾经分析安倍晋三领导下的日本经济政策,以及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安倍经济学开始对中国经济造成实质打击。2012年开始,安倍晋三组成第二次安倍内阁后,开始大力推行安倍经济学。安倍经济学的核心部分是,通过全面的积极财政和金融政策,人为制造通货膨胀,结束日本长期通缩的局面。以通胀为基点,刺激民众的消费和企业投资,加速企业的发展和创新。安倍经济学的内容还是凯恩斯主义,实质是印钞救经济。对于美国和中国这样的国家,结果只能是对大多数民众的财富进行抢劫,加剧通货膨胀,加剧社会贫富分化和断层,为将来更严重的危机埋下伏笔。不过,日本社会具有外向型经济主导、社会财富平均、大量民众持有外汇的特点。当日本政府大规模发行债务,并且推动货币贬值,以刺激经济,结果是全民共同承担困难。而且,由于日本经济严重依赖进口和出口,内在的通胀直接反应为外在的日元贬值。在美联储推出QE3后,日元兑美元升值,表现极为强劲。而安倍实施通胀政策,致力于打压日元,促使日元贬值。在安倍政策的推动下,日元由美元兑日元75左右的水平,分两阶段贬值到115201411月初)的水平,贬值幅度超过50%。而且,安倍的姿态是,如果需要,进一步推动日元对外贬值。日元贬值的目标在于,降低日本过高的生产成本,与韩国和中国产品进行竞争。在日元贬值后,中国对日本的产品出口遭遇困境,不论出口金额和利润率都显著下滑。同时,日元贬值让日本生产成本急剧降低,促使日本在中国的生产企业回流日本,同时也意味着日本在中国的投资重新流走。在日元贬值后,以汽车为代表的日本企业首先获得益处,也反映为日本股市飙升。日本生产的回流和增加,直接和中国的山寨机电产品形成竞争。当日货便宜之后,更多客户采购日货,放弃采用日本关键部件的质劣价廉的中国产品,将进一步打击中国实体出口。所以,安倍实施的日元贬值策略,从日本从中国进口、日资从中国回流、日本产品与中国产品竞争方面,都对中国经济增长形成重大不利影响。

 

201411月的APEC会议,进一步加速日本与中国分离。对于中共来说,靖国神社和钓鱼岛都是表面文章,只是用来调动民众的情绪;而真正的实质是经济,安倍经济学造成的影响更大。而安倍政府两方面都强硬,均不让步。安倍的政策和态度引发中方极大不满,双方形成两年多的关系低潮。到2014年,中国主办APEC会议,是否邀请安倍成为中共的难题。中国政府表面上似乎并不在意经济问题,而仍然强调安倍不应该参拜靖国神社、并要求安倍承认钓鱼岛属于争议地区,以此作为同意安倍参加北京APEC的条件。不过,安倍两点都没有答应,而中国又没有勇气谢绝安倍入境。结果,就导演了APEC上的戏剧:在习接见各国领导时,安倍被晾在一边半天;在安倍与习握手交谈时,习不跟安倍说话,随即扭脸朝向镜头,但是垂着眼睛,连镜头都不看;彭在带领女宾游颐和园时,又明显冷落安倍夫人,而且中国传媒还大肆报道冷落的事情。这些行为反馈到日本国内,导致日本民众更一边倒支持安倍。鉴于日本人的民族性,在关键问题上的团结一致。日本公司将加快从中国撤离,进一步加速中国实体经济衰败。当中国媒体引导寄生虫民众进行义和团式的鼓噪时,与日本产业关系紧密的大量企业和工人,开始感受到初冬来临的萧瑟。在所有外商投资中,日本企业的合作姿态稳定、合作模式积极,中国厂商的忠诚度也很高。随着日资加速撤退,这些稳定的合作将不复存在,相关企业和员工也失去业务来源,收入减少或者消失。”

 

20153月,我写文章《亚投行加速中国经济崩溃》(新浪博文被删)中再次强调:“但是,中国过去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并不是自身的发展,而是主要来自于美日的支持。在中国的外企中,绝大部分是美日外企,以及为美日外企服务的港台企业,只有少部分是欧洲公司。当欧洲通过亚投行投靠中国,实际上将中国与美日进行对立。当美日面对分道扬镳的中国,自然会采取疏远的立场。首先,对于日本人来说,政治立场高于短期利益立场。所以,虽然美国人在二战中对日本造成致命打击,而且美日摩擦也经常发生;但是出于对强者的崇拜,以及二战后麦克阿瑟将军重组日本给日本带来的发展,日本人从政治立场上紧跟美国,成为美国最为忠实的盟友。而日本对美国的追随不仅仅在国家层面,涉及到整个社会层面。当中国成为美国霸权的挑战者后,日本则对中国采取更加警觉的态度。本来,日本企业已经开始批量从中国撤离,而且撤离方式坚决果断,往往没有任何预兆。而亚投行的事件发生,能够从心理上影响日本企业,加速日本企业从中国撤离。仅仅日本企业全面撤资,就会对中国经济造成极为沉重的打击。”

 

2015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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