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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只眼睛看中国:钱和粮的分析

2018-09-04 13:01:33 中国经济文化研究所 阅读

两只眼睛看中国:钱和粮的分析(节选

生于0715

 

 

20113

 

为了掩盖粮食缺口,社会持续加大三个方式的力度。这三个方式是:工业化的农业技术应用、大量的粮食进口、毒化食品技术。我在2011年的时候,分析“猪吃人”的过程中总结,今年二季度基本上就是饥荒开始的时间。体制在过去1年的时间里,通过在三个方式上的手段,加大表面的粮食供应,所以饥荒似乎还没有发生。不过,这就像2011年,银行大规模推广理财产品一样,虽然民众的热情很高,但是民众的作用有限。虽然体制在三个方式上已经用尽了全力,同样只能在短时间内延缓饥荒的发生。 

工业化的农业技术应用指的是,利用进口的化肥、农药、种子、激素等工业产品,提高粮食和蔬菜产量。从改革开放之初,体制就开始引入塑料薄膜等技术,提高粮食和蔬菜产量,以求得粮食增产,让民众吃饱饭,感谢党的“好政策‘’,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大量进口高效复合肥开始冲击市场。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采用进口化肥,因为进口化肥对粮食增产的效果显著。当农民大量使用化肥的时候,就意味着放弃传统的农家肥,也就是有机肥。从农民的角度,使用化肥简单、轻松、干净,而农家肥繁琐、脏臭,进口复合肥的增产作用比农家有机肥的显著的多。所以,从经济角度,农民普遍更愿意使用复合肥。当然,农民们种的土地并不真正归自己,所以并不关心化肥会造成土地肥力的持续下降。农民也没有“有机”的概念,不会考虑农家肥种植出来的农产品比复合肥农产品的营养更加丰富。同样道理,农民也在越来越多地采用进口种子和农药以抵御病虫害,提高粮食和蔬菜产量。对于一些病虫害影响较大的农产品,农民利用毒性更强的农药进行杀虫。1950年代之后,中国广泛使用DDT666等农药,这些高毒、高残留的农药对人危害很大。而且,数十年后,土壤和水源中仍然有较多的DDT残留,继续在影响生态,并且对民众健康形成一定危害。同样道理,农民大量使用的高毒农药,在继续对土壤形成危害。新的高毒农药和早期的DDT666等农药形成砷、汞等物质在土壤中的长期残留,一方面导致农作物的产量降低,另一方面在农作物吸收后,对于食用者的健康造成长期危害。另外,随着粮食供应缺口日益扩大,中国开始大量推行转基因高产作物种子。尤其是到了最近一两年,农民开始购买一种新的高产玉米种子。这种玉米种子可以大幅增加玉米亩产,有效增加现有条件下的粮食供应。另外,中国农民大量放弃大豆、油菜等低产作物,同时放弃价格低迷的棉花等经济作物,转而种植小麦、玉米等高产粮食作物。这种增加亩产的方式,也从表面上减少了粮食缺口。 

从长期角度,这种工业化的农业技术应用,对耕地进一步造成严重的损耗。有一点可以比较明确,农作物产量和内在营养及土壤保持成反比。不论转基因还是非转基因,小麦、水稻、玉米等农产品的产量越高,往往意味着单位产量中的营养越少,而且对于土壤肥力的消耗加快。从消费的角度,在转基因种子的推广过程中,推广者不会告诉农民,这些种子是转基因种子。一方面,农民不知道转基因种子是怎么回事,另一方面,农民也不关心到底是什么种子,只要产量高就行。既然农民都不知道也不关心,中国的消费者也就更难了解自己吃的是什么。从2010年开始,转基因粮食成为中国城市消费者关心的话题。但是,这些消费者可能不知道,体制早在几年前就开始推广转基因主粮。而消费者们也无可奈何,在叫嚷了一段时间也停止发出声音了。即使转基因主粮已经基本上泛滥,中国民众也开始逆来顺受。由于人们无法预知很多转基因农产品的危害,因此大量食用这样的农产品对身体有什么影响,人们无法提前推测。中国民众只要眼前吃不死,就只能当没事了。另一方面,工业化技术对于耕地的侵蚀日益明显,而且呈现加速状态。自从改革开放,在工业化的农业技术支持下,中国耕地的高产减少了短期的粮食出口。但是,随着中国耕地保持高产,而且缺乏休耕轮种,耕地的土壤日益贫瘠。可以说,中国的粮食增产和加大化肥、农药、转基因种子的投入,有着直接的关系。但是2010年之后,即使加入大量化肥农药,因为很多地区的土壤肥力的明显衰退,也无法抑制农作物产量开始减少。也就是说,不论中短期化肥、农药、转基因种子怎么提高粮食产量,未来几年到十年以上,中国随着耕地肥力的严重衰退,必然要经历严重的大减产。而且,一旦化肥、农药、转基因种子的投入减少,粮食产量会明显减少、甚至大量耕地绝收,导致粮食缺口急剧扩大。 

第二种方式是大量进口粮食。目前,中国的粮食供给小于需求,总量缺口已经达到或者超过三分之一,必需通过进口来解决。 进口粮食是没办法的,因为缺口实实在在在那里。 但是,怎么进口粮食,就有了很大的关系。对于体制来说,要尽可能通过进口高热量的农产品,减少民众对于粮食缺口的注意。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进口了很多加拿大面粉,以弥补当时的粮食缺口。当时,人们不会太关注进口面粉,因为土地在那里,而且人们也知道粮食不够吃。 所以,不论进口什么农产品,人们都觉得可以接受。但是,在过去十几年,中国已经不提粮食缺口的问题。同时,新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也没经历过挨饿的年月。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粮食缺口急剧增大。如果大规模进口小麦、玉米的话,一方面进口规模极大,另一方面民众都能够感觉到进口的规模,开始关注粮食缺口。所以,体制通过价格杠杆,引导农民多种小麦、玉米等高产作物,同时减少大豆、油菜等种植。比如,大豆平均亩产只有玉米的三分之一,而价格为玉米的两倍。这时候,大多数农民都会选择停止种大豆,转而种玉米。当中国农民集中种小麦、玉米等高产作物的时候,中国的粮食产量似乎保持相对稳定。通过这种方式,掩盖了从热量的角度,中国的粮食产量下降的事实。同时,中国大量进口低产的大豆,并且进口大量的棕榈油和豆油等油品。当人们吃大豆油、棕榈油的时候,就会忽略这些食用油的来源。按照保守估计,中国的食用油60%以上的供应都依赖进口,形成中国人食物热量的主要来源之一。当然,具体数字可能更高,因为在最近数年中,中国大豆和油菜种植面积急剧减少。在2011-2012年度,因为中国本土大豆种植继续萎缩,大豆进口量可能达到大豆总消费量的90%以上。而这些进口大豆是中国本土榨油的主要来源,是市场上供应量最大的食用油品种。另外,在中国销量巨大的棕榈油也基本依靠进口,并且进口一部分豆油。从这个角度,中国市场上的食用油,大部分依靠进口。只有少量的菜籽油、花生油、葵花籽油等品种,仍然依靠国产原料。当然,如果仅仅靠继续增加油料产品和食用油的进口,也会把国际粮价炒上天。所以,就要相对控制进口,保持世界粮价稳定。也就是说,中国的需求已经和世界的供应发生巨大矛盾,世界供应已经满足不了中国的缺口。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保持国内食用油的供应量,保持国内价格稳定,不至于价格涨上天? 


第三种是毒化保鲜技术。当粮食进口都不够的时候,为了维持现有的状况,就必须运用新的手段。比如,在2012年,中国的大豆和食用油进口孩子猛增。但是,仍然无法满足国内的需求,再次形成巨大的缺口。而且,随着世界粮食生产不如预期,国际粮食供应已经基本到达极限。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必须自行解决缺口问题。所以,大量的地沟油横空出世,成为国内食用油市场的主要供应源之一。早期,地沟油只是在很小的范围内使用,主要供应落后地区,或者只追求低价的低档食堂,比如血汗工厂或者建筑工地的食堂。因为监管人员不会关心他们的生活,也就不会监管这些地方。包吃包住的食堂经营者则想方设法降低成本,也不会关心血汗奴工的身体健康。如果这些油流入城市、进入经营的饭店,监管人员可能就会进行干预。问题在于,当整个社会上的食用油不够了的时候,体制面临两条路:1、油价大幅上涨;2、放松监管,让地沟油来增加供应。对于体制来说,食用油价格大幅上涨不可接受,那就意味着选择第2条路。所以,最近两年地沟油处理技术大幅升级,地沟油表面上看已经和一般的油样子相同,也已经成为市场中的一个主力。 可以说,地沟油在满足市场的食用油供应,压制国内食用油价格,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就这样,进口和毒化技术相辅相成,在鱼肉蛋奶和蔬菜等方面,满足社会民众的吃的需求。比如,中国大规模增加猪肉进口,同时加大瘦肉精猪肉的养殖等等。在蔬菜方面,由于蔬菜保存困难,因此进口较少。所以,当耕地越来越少的时候,蔬菜价格居高不下,表现出巨大的缺口。在这样的情况下,甲醛保鲜白菜、翻新土豆等技术处理的蔬菜加大供应,也在明显减少蔬菜储运过程中的损耗,降低蔬菜的综合成本,提高蔬菜的供应。通过这些保鲜技术,防止菜价涨到天上。因为,如果不使用这些技术,即使只是蔬菜价格上涨,也会让民众从蔬菜价格联想到粮食价格,可能造成粮食价格大幅上涨。 

中国的基础问题在农村,爆发点在城市。进入1970年代后,上山下乡政策越来越难以贯彻,城市人口也越来越多,城市无产阶级需要更多的食品、穿衣、居住等条件,所以体制折腾到后来,被迫进行改革开放。如果中国还处于封闭环境,无法引入西方的工业化技术,粮食早已经不够吃,体制经济也很早就已经瓦解。进入1990年代后,体制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而且,1990年代后的“新条块分割系统,就靠着低粮价维持,通过低粮价导致低地价——耕地价格。体制可以通过低价征地,支持招商引资、血汗工厂、房地产暴利,还可以随意挖矿和污染相关环境。体制通过收买城市,让城市居民享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才能够保持其合法性。所以,中国进入大规模的经济推动阶段,而这些经济推动的结果都导致耕地持续减少,到后来变成急剧减少。耕地急剧减少、农民放弃种粮,导致粮食供需缺口急剧增大,进而引发严重通胀,然后社会再次进入动荡。这就是在现有体制下,中国经济的必然模式。不过,改革开放之后,体制通过粮食供应的三个方面努力,奠定了体制生存的基础。随着三个方面的努力,体制大力、全面深入推广工业化的农业技术应用、大量的粮食进口、毒化食品技术;缓解了两方面的矛盾,也就是社会粮食需求的增长,以及越来越少耕地的矛盾;两方面矛盾的缓解,有效地掩盖了中国的粮食缺口。随着越来越多的耕地受到毁灭性破坏,体制更积极地引入更加高产的化肥、农药、转基因种子、激素等。同时,体制从早期的棕榈油进口,逐渐开始实施大豆进口,进而再变成超大规模的大豆、棕榈油和豆油进口。在这些都不够的时候,再迅速增加猪肉进口,从最初从美国进口,后来演变成从英国进口;更重要的是,从猪肉进口延伸到猪内脏、猪头、猪蹄等猪下水进口。 而且,猪下水进口以走私方式实现,更容易让民众忽略粮食缺口。更重要的是,体制通过各种方式,让人们忽略粮食缺口背后的耕地缺口。很多人听郎咸平的讲演,说外国粮商控制了中国民众的餐桌,郎咸平的论调就是用“帝国主义阴谋论”转移民众对耕地的缺口的注意。因为,如果不进行转移,民众认识到巨大的粮食缺口,以及粮食缺口背后的耕地缺口,就会产生巨大的反应,体制对中国的控制可以迅速土崩瓦解。 

粮食缺口背后的耕地缺口到底有多少? 仅仅以进口大豆和油脂大致进行推算,就可以看到中国的粮食缺口背后的耕地缺口。根据渣打银行方面的调研,2012年中国进口大豆将达到将达到7220万吨,进口额将超过320亿美元;下半年国际大豆市场供应将较为紧张。按照渣打银行的预测,未来十多年内,中国进口大豆还将进一步攀升,2013年中国进口大豆将达到8710万吨,到2020年将提高至1.25亿吨。如果按照黑龙江垦区2008年数据,亩产将近350斤大豆,也就是175公斤。当然,从很多黑龙江地区的农民反馈,亩产大致在300斤左右。如果按照亩产175公斤,7220万吨进口大豆如果需要自产,需要超过4.1亿亩的耕地。2011年,中国植物油进口总量777万吨。 进口棕榈油总量为590万吨,其中精炼棕榈油(熔点19-24℃)达461万吨,占总进口的78%。另外,豆油进口量为接近115万吨。如果按照压榨法,一斤大豆可以榨出20%以下的油;按照化学浸出法,可以明显提高榨油率。化学浸出法是将“六号抽提溶剂油”(俗称“六号轻汽油”)的原料与粉碎后的油料混合后进行油脂的抽提。一般来说,使用压榨法后,豆饼内还有5%以上的油脂残留,使用浸出法则达到1%以下的油脂残留。也就是说,浸出法榨油出油率高、成本低,中国大多数豆油都使用浸出法榨油。如果按高含油的转基因大豆,以浸出法的高限计算,3斤大豆能够榨出1斤油。 那么,777万吨油脂的进口可以折合为2200多万吨大豆,如果需要自产,则需要将近1.3亿亩良田。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数据是按照黑龙江黑土地的状况,实现的大豆产量。 因此,仅大豆和相关油脂进口,中国就节省了5亿多亩的良田。反过来,中国通过大量进口大豆和油脂,在不知不觉中就置换出5亿多亩的良田,用于工业区、铁公基、房地产等方面的开发,同时能够保障人们对于食用油脂的需求,而5亿多亩失去的良田才是中国大量进口大豆和食用油脂的关键原因。所以,如果剥开所谓“帝国主义阴谋论”的皮,就可以清楚看到背后中国耕地匮乏的真实状况。 

如果计算工业化的农业生产,土地相关的数据更加显著。根据数据显示,1950年代初期,小麦亩产量150-200斤。到目前,小麦亩产量500-900斤。也就是说,现在的小麦亩产是60多年前的3-4倍。在1949年,中国玉米平均亩产仅为64公斤,到2006年则增长到将近360公斤。 另外,在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的平均亩产可以500公斤以上。 最近几年,有的地区由于土地适宜,再加上高产种子,亩产甚至可以达到800公斤。 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玉米亩产大致增加6倍左右。对于高产地区,玉米亩产增加甚至超过10倍。另外,中国广泛种植的水稻,在1949年的时候,亩产大约为126公斤,到2007年,平均亩产已经达到470公斤。 而这个数字还是在中国种植转基因水稻之前,近几年转基因水稻已经全面推广,水稻单位亩产还在增长。因此,经过60年,水稻的亩产也达到4倍左右。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中国在过去60多年,普遍达到以前的4倍,或者更多。通过亩产提高,中国的粮食生产到2011年,号称已经达到5.7亿吨。也就是说,单位亩产的大量增加,让中国能够在耕地持续减少的同时,还能够支持14-15亿左右的人口。 也就是说,因为亩产普遍是以前的4倍,所以能够支持中国人口从1950年代初的5亿多人,达到目前的14-15亿人,也就是将近3倍的人口。如果仅仅以这些数字,似乎觉得中国土地面临的问题似乎不太大。因为,毕竟中国粮食亩产很高,这些高产的耕地支撑着中国主要的粮食需求。所以,即使中国出了问题,只要中国人能够节约一点、少吃一点、吃的差一点,似乎也能过得去。问题在于,如果只停留在数字表面,很容易被数字所欺骗。要了解真相,必须对数字进行分析。 

 

回到基本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粮食亩产持续提高? 粮食亩产是中国粮食内生性供应的基础,中国粮食安全的基本保障。分析中国的粮食产量,关键在于思考粮食亩产。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现在的土地比1949年更加肥沃吗? 如果现在的土地比1949年更加肥沃,那么中国的粮食增产就有坚实的基础。这时候可以说,中国的农业在60多年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人不用太担心粮食问题。但是,如果不是更加肥沃,那就问题大了。有目共睹的事实是,中国的耕地并非更加肥沃,而是变得严重贫瘠。在1949年前,中国的农田系统虽然非常初级,但是已经形成较为合理的生产系统。当时,中国农业属于小农经济主导,仍然主要靠人力进行耕作,所以农村较为贫困。这个较为贫困并非和1949年之后的中国农村贫困相比,而是和现在的世界相比。因为从现在的眼光看,当时的小农经济属于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种植的是绿色食品,没有任何污染,其耕作方式类似于今天的日本农业。当然,日本农业更加先进,技术含量更高。但是,这也是日本农业在过去60多年的发展。在1949年前,日本农业水平和中国大陆差不多,韩国农业水平更差。中国大陆在1949年之后,不仅没有提高农业技术,反而大部分摧毁了当时的农业系统。比如,当时北京周边地区、江南的鱼米之乡、两湖、两广等地,已经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灌溉系统、耕作系统,能够生产优质的稻米、或者高产量的稻米。从1950年代开始,中国开始大规模建设劣质水库,也就是所谓的兴修水利工程。另外,采取了大量围湖造田的措施,其中千湖之省的湖北表现最为明显。大跃进时期,大规模地砍伐森林、破坏植被,同样导致大量良田失去生态依托。因为这些水库、填湖、砍伐森林扰乱了生态系统,北京开始出现缺水,南方的农业生态系统也遭到破坏,自然灾害显著增加。另外,随着中国的化工厂、化肥厂建立起来,农民们也开始使用化肥农药,来提高粮食亩产量。从DDT666等农药开始使用,土壤中逐渐积累砷等有害物质。改革开放之后,农民们开始越来越依赖塑料薄膜、化肥、农药的作用,丝毫不考虑这些产品对于土地的危害。比如,在1980年代中后期,塑料薄膜在使用后,大量残留在耕地里,严重破坏土壤,引发很多耕地严重的减产。后来,农业上开始禁止使用贴地的一次性塑料薄膜,防止土地遭到更多的损害。随着土壤越来越贫瘠,农民持续加大化肥的用量;随着病虫害的抗药性越强,农民加大农药的用量;随着土地单产要求越来越高,农民选择更高产的种子。所以,看上去亩产提高了很多,但是这些增产都是在工业化的支持下实现,而不是因为农田条件改善的结果。

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农业基础基本上已经被破坏。随着城市的扩张、工业和铁公基的扩张,农村的水源系统遭到系统破坏。由于中国的经济政策,导致生态系统逐渐枯竭,大量农业区的农民无法利用地表水源进行灌溉。所以,农民开始打井灌溉,有的地区还打深井灌溉。就这样,经过数十年的演变,一个自然生态的农业系统被改造成工业化技术支持的农业系统。 除了大量耕地被不可逆地毁坏外,在剩下的农业系统中,原有的灌溉系统遭到破坏,原有的农业生态食物链遭到破坏,原有的土壤施肥系统遭到破坏,原有的土地肥力被严重侵蚀。另外,最新统计显示,中国沙漠化土地已达174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18.2%沙漠化面积每年仍以3436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60年大饥荒饿死几千万,同时没饿死的也处于不同程度的饥饿状态。沙漠化也是类似状态,相当一部分沙漠化的时候,另外的土地也不同程度受到影响。这也意味着,农田能够得到的自然资源系统支持更少,受到沙漠侵蚀的状况越来越严重。

 

从这个意义上,可以看出经济崩溃的作用。不少人说:经济崩溃对你有什么好处,为什么你们这么喜欢说崩溃? 从中国的角度,经济崩溃的结果,就是减缓现有经济对耕地和生态系统的严重破坏。 如果中国经济在1958年崩溃,引发整个体制崩溃,就不会有严重破坏自然的“大跃进”,也不会有后来巨大的人口增长。 如果在改革开放前崩溃,当时社会还能够维持,人口死亡也会较少。如果在1990年代前崩溃,就不会有后来的铁公基、房地产,不会有现在耕地和生态系统的毁灭性破坏,人口死亡也不会太多。如果在2008年崩溃,也不会有最近几年最疯狂的毁灭耕地、毁灭资源的行动,人口减损的程度小一些,子孙能够生存的空间大一些。但是,因为中国经济一直“不崩溃”,或者说体制一直没有“崩”,所以中国走到最后的绝境。一旦经济发生崩溃,将形成前所未有的惨烈局面。这就像我在前面说的癌症患者,人们总是要拼劲全力去挽救体制,想方设法让这个体制活的时间更长。结果虽然在短时间让体制存活,但是导致整个社会和自然环境的毁灭。到时候,除了很少数能够及时离开中国的人之外,绝大多数支持体制、容忍体制的人也要经历这个惨烈的过程。而且,离体制越近的人,能够生存下来的几率就越渺茫。 那么,到底大物理以什么样的规模发生? 这还要通过农业进行分析。 

关键在于,一旦失去工业化手段,中国农业立即回到原始状态。在1949年前,中国主要属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这个意思似乎是贬义,因为自给自足像是落后于时代,而且民众似乎普遍比较贫困。但实际上,自给自足最大的好处是,可以形成自我生存循环的机制。即使外界发生巨大变化,农业系统也可以实现自我运转,养活一定数量的人口。在1960年大饥荒的时候,很多农村的农民大都饿得没有力气,根本无力下地干农活。农民就把种子撒在地里,让种子自己去长。而因为农业的自动循环系统,种子自己长出来、形成粮食,农民吃了长出来的粮食,开始慢慢缓过来,有了力气。第二年,农民能够开始做农活,加大对农田的劳力投入,粮食产量恢复,到62年农业整体恢复过来。但是,进入21世纪,中国几乎所有“自给自足”的农业系统都被毁坏殆尽,农民基本上都靠化肥、农药、种子、激素等方式种田。 现在的问题在于,如果没有化肥,粮食产量立即返回到1950年代初的水平。 因为土壤自身基本失去肥力,不可能支持高产。 如果,如果没有农药,大量病虫害会卷土重来。而且,由于以前的农业绿色自我循环系统被破坏,病虫害基本上已经没有天敌。比如,以前有些地区的水稻田中养鱼,能够吃掉水里的害虫卵,将害虫控制在较低的水平。现在已经没有这样的系统,如果没有农药,害虫可以大量繁殖。在没有化肥的情况下,如果再没有农药,很多地区会出现因为害虫大量繁殖,而导致的粮食绝收。另外,现在中国农民选用的种子也都不可持续,经过一两代后,再留种也无法传宗接代。所以,农民必须持续购买种子,以保证粮食生产。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农民没钱买化肥、农药、种子、激素等农业生产资料,会立即引发粮食大规模减产。 减产幅度根据两个方面决定:1、良田减少:过去60多年,大量良田被侵占,尤其是东部和东南部的良田遭到大规模毁灭性破坏;2、农业系统被破坏:大部分农业生态系统已经被破坏,失去粮食的自我生长收获能力。首先,即使中国的农田生产系统没有被破坏,如果失去工业化的农业产粮手段,中国也会回到过去的产粮水平。 按照平均的产粮状态,中国的现有粮食产量将减少3/4左右。即使中国人像1950年代初那样,大部分是农民,以精耕细作的方式对土地进行大量的劳力投入,以比较贫困的方式生活,也只够5亿人左右生存。问题在于,在大量良田被毁、农业生态 系统大部分被破坏的情况下,如果失去工业化手段支持,中国粮食产量无法回到当时的水平,而是可能骤减5/6-9/10。 如果这样的情况发生,意味着中国人口将回到一个历史上的较低水平,也就是按照5亿人的水平,再进行分母和分子运算,进行相应递减。 

 

外汇是工业化的基础。对于粮食主产区的华北农村,地表水已经基本上枯竭,抽水灌溉成为农业灌溉系统的主要方式。 而抽水灌溉需要电力,或者需要柴油机支持抽水机。而中国的石油大部分依赖进口,进口就需要外汇;发电设备和小型柴油机的核心部件也需要进口,其运转和维护也需要外汇;化肥大量依赖进口,尤其钾肥大部分都依赖进口;农药的很多原料依赖进口,有的农药直接进口;种子需要进口,而且是高价种子,也都需要外汇。另外,中国还每年天量进口大豆、油脂和猪肉等农产品,也需要大量外汇。也就是说,如果外汇发生短缺,中国农资产品和农业机械就会发生大规模短缺。而外汇是否短缺 ,又涉及到外汇储备和外资企业对于中国前景的认识。 一旦外资大规模撤离,加上各种国内的权贵“跑路”,外储会在短时间被抢空。届时,中国失去所有外汇,绝大部分的农业机械、化肥、农药、种子等企业和经销商系统完全停顿。即使还有少量外汇进行购买,这些农资也很难通过经销商系统,广泛卖到各地的农民手中。因为,届时交通运输系统也基本失去作用,因为中国没有外汇购买关键汽车零部件等产品。农民买不到农资,必须重新回到“小农经济”时代。但是,大多数农民没有留下可以持续的种子,所以还要寻找“低产”种子。而且,农民到时候完全“靠天吃饭”、“听天由命”,只能希望“风调雨顺”,而且没有病虫害,来保障一亩200300百斤的收获。 如果稍微遇到干旱、或者遇到病虫害,也会直接造成大减产,可能连一亩100斤的产量都保不住。就像2011年,山东河南很多地区发生干旱,没有进行水浇地的部分都只有100斤左右的收获量。很多农民懒得收割,一把火烧掉了这些成熟的庄稼。而这种情况还是在种子、化肥和农药都比较齐全的情况下发生的干旱状况。 如果到时候在没有农药化肥,种子本身产量又低的情况下,一旦发生干旱和病虫害,收成能够达到多少更很难说了。 所以,一旦外资开始撤退,外汇储备流失,中国的工业化农业也就走到尽头。到时候,农民需要以原始的方式,在恶劣的耕地上进行种植。而这样的方式能够喂养多少人,是一个未知数。但是,不论能够喂养多少人,大多数人都将面临没饭吃的境地。没饭吃的结果就是死亡,这是自然界的规律,没有人能够抗拒。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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